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与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同发展。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如何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中扛起使命？粤港澳大湾区如何锚定“一点两地”全新定位，实现高质量发展？围绕这些问题，南方日报、南方+专访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副会长霍建国，结合广东实践进行解读。

制度型开放

继续发挥自贸区先行先试作用

南方日报、南方+：全会明确提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并将“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置于重要位置。这对于我国当前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具有怎样的战略意义？如何“以开放促改革”，更好释放改革与开放的协同效应？

霍建国：制度型开放是一项中长期任务。党的二十大以来，以广东自贸试验区为代表的区域已经先行先试，主动研究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为代表的国际高标准开放体系，在规则、规制、管理和标准方面加快同国际标准对接。

制度型开放作为“十五五”规划中的重点工作，要求广东对标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继续推进出入境开放、市场开放、电子商务等方面的改革，让中国经济更好融入全球体系。这对于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来说是基础性、战略性的关键一步。

具体而言，首先是统一大市场建设和要素市场改革。其核心是解决市场公平竞争问题，抓准关键方向，打破制约市场活力的现有瓶颈。其次是政府的职能转变。我观察到政府的理念正从“投资于物”转向“投资于人”，围绕民生、教育、健康养老、社会服务等领域发力。通过改善人居环境、培养更多人才，进而增加人才收入，从根本上支撑消费、带动市场活力，才能真正释放改革和开放的协同效应。

南方日报、南方+：自贸试验区作为制度型开放的“试验田”，您认为广东自贸区的实践如何诠释制度型开放的“中国路径”？

霍建国：在我看来，真正的制度创新是对规则和管理理念的突破，如“先照后证”、允许企业开设海外账户、开展离岸贸易等。目前，广东三大自贸区对接国际高标准推进制度型开放试点33项任务已全面落地，累计形成改革创新成果772项，在全国复制43项，这个成绩是实打实的。

下一步，自贸试验区应在新一轮高水平开放进程中走在前面，继续发挥好先行先试的作用，带动我国经济全面走向高水平对外开放，继续发挥好外向型经济在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突出作用。广东自贸试验区可在规则对接方面尝试更多有价值的实践，比如在跨境服务贸易、知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领域对标港澳规则，并让这些经验在全国范围内复制推广。

稳外贸

激活民企创新活力维护多边贸易体制

南方日报、南方+：我国货物贸易规模连续八年稳居全球第一，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如何更好地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拓展国际循环？

霍建国：外贸大盘稳定，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功不可没。面对海外关税壁垒、保护主义抬头等挑战，我们坚定不移地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做多边体制的“维护者”。具体的举措包括，主动和其他国家签署双边自贸协定、合作协定，与欧洲、东盟等地区的国家深化合作，在“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加大拓展力度，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拓展新的发展区域和增长点。

一方面，积极对接发达国家的高标准规则，逐步缩小和国际高标准的差距；另一方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如帮助发展中国家建设基础设施、绿色能源项目，与它们共享中国发展机遇。通过这些实际举措，推动构建更包容的全球贸易体系，在国际大循环中起到“桥梁作用”。

南方日报、南方+：广东作为外贸第一大省，扛起稳外贸大旗，2024年外贸规模首次突破9万亿元。接下来，广东应该如何继续优化外贸结构、助推外贸高质量发展？

霍建国：外贸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创新。首先是外贸发展模式的创新。一方面要扩大进口，另一方面要加快服务业开放，提升服务业出口比例，拓展数字贸易、AI服务等新领域。同时，支持企业“出海”，让有能力、愿意走出去的企业通过本土化战略更好走向海外市场。

广东民营企业众多、市场活力强，接下来可以在产品创新、业态创新上发力。如在广交会期间，服务机器人“技术+服务”出口的模式，就是外贸高质量发展的方向之一。要多培育这类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贸易创新业态。

同时，借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广东可以通过和香港的制度融合，学习其在贸易便利化、跨境金融、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经验，让广东外贸在“规则衔接”上走在前面。例如，与香港的机构合作，让企业更方便地开展跨境贸易。加快服务业外贸转型，广东在数字经济、AI、自动化这些领域很有优势，可以重点发展数字贸易、技术服务出口，让服务贸易变成外贸新增长点，优化外贸结构。

大湾区建设

加快“双向融合”释放“协同优势”

南方日报、南方+：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强调，使粤港澳大湾区成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支点、高质量发展的示范地、中国式现代化的引领地。为何要给大湾区“战略支点”的定位？随着美国发动关税战，在当前这种复杂的国际形势下，大湾区有什么特殊的使命？

霍建国：“战略支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内引领，通过制度创新、高质量发展，为全国提供示范；二是对外衔接，作为中国对接全球的“窗口”，在复杂国际形势下缓冲外部压力。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化，外部环境发生深刻改变。一方面，大湾区要主动学习香港规章、规制、标准等“软实力”优势，在制度型开放领域为全国探路。另一方面，大湾区要释放“协同优势”。内地有产业纵深，港澳有资金、人才和国际网络，两者结合起来，既能让港澳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也能为广东的产业升级增添动力。比如香港的金融优势，如果能和广东的制造业结合，发展离岸金融、跨境投融资，有望帮助大湾区企业更好地应对关税战带来的贸易壁垒，开拓国际市场。

南方日报、南方+：广东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占进出口总值超三成。接下来，如何依托大湾区的港口群、国际班列等基础，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霍建国：当前，大湾区在硬件方面已打下良好基础，接下来要把“硬联通”和“软衔接”结合起来，实现“优势互补”，即把中国的产业优势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需求对接起来，同时推动规则衔接。

具体可以从几个领域发力：一是加强绿色能源合作，在合作中推动能源领域的规则对接。二是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合作，满足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对5G、数据中心等数字基建的需求，融入中国的数字贸易规则、数据安全标准。三是跨境物流规则衔接，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协商简化通关手续、互认检验检疫结果，推动“单一窗口”互联互通。

南方日报、南方+：全会提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广东既吸引了巴斯夫等重大外资项目，对外投资也长期领跑全国。当前面对全球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广东如何增强外资向心力？

霍建国：广东要增强外资向心力，关键还是要靠制度优势，用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让外资有信心。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持续优化市场环境，重点保障政府采购、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制定等领域的公平竞争，让外资企业感受到“公平”；二是深化与外资的“产业链绑定”，凭借良好制造业基础，围绕新能源、半导体、高端装备等重点产业，引导外资与本土企业开展技术合作、产能协作，使其深度融入广东产业链，避免因投资保护主义而轻易撤离；三是借力粤港澳大湾区规则优势，借鉴香港在跨境投融资、外汇管理、法律服务等领域的经验，降低外资运营成本，契合外资对规则国际兼容性的需求，增强外资吸引力。

采写：南方+记者 唐子湉

设计：刘子葵